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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森伯盛:新一代建筑师要走出舒适区

 

汉森伯盛近期有两个项目尚东柏悦府、凤凰天府康养文化水镇展示区获得了德国设计奖2020(German Design Award 2020),德国设计奖由于其权威的提名制和评选机制,被誉为设计领域的“奖中奖”。这几位建筑师作为以上作品的主创人员之一,身上有很多新一代建筑师的特质。

如果看完他们的思考,你也愿意成为这样一名建筑师,欢迎查看文末招聘信息,加入汉森伯盛。

 

 

 

汉森伯盛:其实也很难得在工作之外,能有一次这样的谈话。

冼惠聪:我们几个都是毕业之后就来到汉森,一直参与一些重要项目的设计,对我们来说,这样的谈话也是对过去几年工作的一种自我反思和梳理。

 

 

汉森伯盛:主要你们除了忙设计,还要对接甲方,做项目管理……大的民营建筑事务所工作,似乎比较难停下来。

黄凯:这样的环境对建筑师来说,从技术到沟通各个方面都会成长得更快。以前年轻气盛喜欢跟业主争执,觉得业主有些关于项目的想法不成熟;现在心态变了,知道了技术上更多的可能性,也能更好的理解业主的感受和诉求,现在我会婉转地说“我们可以试一试”。可能是对建筑师这个职业的认知不一样了,你将它定位成一个地位比较低的服务行业或者比较高的专业性行业,其实都不太适合。

汉森伯盛:这种心态的转变是不是反映了,中国的甲方和建筑师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变?

黄凯:我们这一代80后建筑师经历着中国建筑市场的转型,从以前的快速粗放型发展到现在越来越精细化的设计,业主对“建筑师”这一职业的要求更高了。在建筑技术之外,还要考虑建筑的文化内涵、经济价值和项目运营管理,这也反过来引导我们往更高的方向去走。从关系上讲,建筑师很需要业主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又来源于不断的满足和完成业主的设计诉求。建筑师赢得了业主的信任,才会有话语权,才能够反过来去影响和引导业主。两者有种相辅相成的意味,最后是达到业主和建筑师的双赢。

冼惠聪:尚东柏悦府这个项目算是一个很好的反映,当时甲方就要求用全华人的班底,用国内最好的建筑设计公司,一方面是甲方有这样的情怀,另一方面是出于对本土建筑事务所的信任,我们也通过参与项目不断成长,甲方愿意投入时间和资金做出好的作品,事实证明,本土设计师的心血之作是能够获得国内外的同行及发展商认可的。

 

走出舒适区,

建筑师要更有创新和预判性

 

 

汉森伯盛:你为什么要剪掉辫子?

冼惠聪:其实是提醒自己要走出舒适区。

汉森伯盛:新一代建筑师的舒适区是什么?

冼惠聪:通过驱使自己去做一件需要很大勇气和决心的事情,来提醒自己不能忘却创新的初心。恰逢遇上剪头发这件事,便尝试改变一贯的形象来表明决心。借此不断提醒自己当设计遇到困难和阻碍时,也不要忘了去否定自己。我们80后是在夹缝中生存,一方面,我们是中国传统建筑教育理论培养出来的建筑师,来自学院派的知识框条,不断地灌输关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标签,另一方面,上一个时代主流建筑思想也在不停地告诉我们建筑是什么,建筑师要像工匠一样。我们常常会陷于跟着这些既定框条去走,在想法方面没有90后的建筑师大胆。所以,我们要有勇气否定自己,尝试更多的极限,建筑师不创新就会被淘汰。

黄凯:我觉得舒适区其实是建筑师们都会经历的阶段。建筑设计经验的不断积累,会使得我们在处理某一类型的设计难题时会越来越得心应手,工作效率也会越来越高。但是,长时间停留在设计的满足感里,就会容易停滞;长时间过大的压力也会让我们感到倦怠。所以,不要太累,也不要太轻松,保持强烈的设计兴趣和适度的紧张感最好。

 

 

汉森伯盛:汉森伯盛在过去26年里做了很多住宅项目的研究和实践,面对市场的转型,你们作为建筑师要如何应对?

黄凯:一个最简单的应对办法就是把你的品质做好,大规模开发的项目越来越少,那就做好小规模社区,处理好一栋建筑方方面面的细节,提升业主对于事务所的评价。就像贝聿铭先生所说的“not quantity ,but quality!”麦祺:市场往精细化走,甲方反而会给建筑师多一点发挥的空间,建筑师特别是年轻建筑师会更多坚持自己的想法,这点跟国际事务所越来越像,在形式美和整体规划上给甲方更多建议,其实是一种双赢。

 

 

黄宇航:建筑师所处的时代环境是很复杂的,我们会受到各种因素的约束,但恰恰有了这些因素的限制,建筑才有了被做出来的可能。我们应该更有预判性,这个建筑未来几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的,它是否可持续?建筑自身要具备可变性,给建筑师二次发挥的空间,它才能像生物一样生长,如果为了达到一个可持久的功能,而将建筑空间定型,它就很容易在经历城市更新后被淘汰,推倒重来。

 

事务所越大,

越需要好的工作方法

汉森伯盛:我看到你们组的工作氛围不错,做的项目也挺有意思,你们比较好的工作方式是怎么形成的?

黄凯:我们是一个主任带着主管和下面的建筑师一起完成一个项目,但每个项目团队之间又比较开放,每周通过例会相互讨论点评,通过别人的一些新视角,让不同设计语言和方式共同推动一个项目,建筑不仅只有一种逻辑语言。

当你置身于某个项目之外的时候,你和处于该项目中的设计师的视角往往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有时就意味着新的机会和切入口。其实提意见往往不难,难的时候要学会接纳同伴们的意见,恰好我们的团队善于接纳。

 

 

汉森伯盛:你曾经因为项目合作去扎哈事务所工作过一段时间,回来汉森后有什么好的工作方法被运用到项目或团队管理中?

冼惠聪:合作的是一个叫庐山小学的乡村教育项目,我代表汉森伯盛去扎哈事务所共同推进整个项目。一开始也会忐忑,担心无法很好地融入团队,后来项目负责人跟我说,我们和不同地方的人合作,带去新的概念和设计标准,虽然你这时候并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但我们愿意把你提到这个高度,当你作为一个区域代表跟我们合作之后,你就会有一个高规格的概念,去带动整个区域的设计往更高水准发展。

 

 

他们把不同国家的人组合到一个项目里,从人员架构到商务构成都很多元化,每个人的审美价值和判断也很不一样,但冲突不是矛盾,反而是带来更多讨论的可能性。

后来我跟团队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学习型的团队,不要等一个人来告诉你什么是美,建筑在经过反复讨论和说“不”之后才能形成一套独特的逻辑语言,我们接受一种更开放、自由的工作环境,经验主义不见得是一个好事,它容易变成一个信条,而好的建筑师需要辩证思考的能力。

 

风格是靠时间疏导出来的

汉森伯盛:你们好像没有在刻意追求一种所谓的建筑风格?

黄宇航:建筑应该要呼应周边的环境,汉森一直在学习,寻求新的科技手段来解决现有问题,年轻建筑师要不断摸索新的建筑方法,了解这个时代使用者的需求,将他变成设计工作的指导性方向,而不是用一套建筑逻辑去解决问题,你的建筑风格是靠时间疏导出来的。

 

 

中国的建筑师要更注重文脉传承和空间意境营造,任何的生搬硬套都是不被允许的,中西方文化融合的核心是去研究中国建筑的本质,西方建筑讲究功能区分,中国的建筑要考虑地域性,基于空间使用者的需求和行为习惯的研究,在过程中走向殊途同归的境界。

 

 

汉森伯盛:传统的建筑教育理论下培养出来的建筑师可能更注重逻辑和功能结构,汉森伯盛经历了26年的沉淀,它在建筑技术层面已经没有问题了,你觉得在技术之外,建筑企业或者建筑师要怎么寻求突破?

麦祺:国内很多建筑事务所还停留在做一个好房子的层面,但近几年,他们都开始往“美”的方向去转变,想要营造自己的一个风格。建筑的形式美有三个维度,感知美,表达美,创造美。汉森伯盛目前是处在“表达美”这个阶段,再往下发展我们就要创造一种形式美。你看从以前的欧洲建筑讲究对称性到后来勒·柯布西耶提出的自由平面、自由立面,再到后来盖里的解构主义,其实每个时代的主流风格都在变,而汉森的设计基因应该是往东方审美的方向去走。

 

 

麦祺:我最近在做一个销售中心项目,要实现展示中心的功能不难,但我想做得大胆一点,姿态上做得更低矮延伸开一点,像是从这块地脉上生长出来的。和其他男性建筑师不同,我会先把整体的体块造型画出来,再把平面放进去,这个过程就不会那么拘谨。但这种审美的背后也充分考虑建筑的逻辑,例如它的屋檐立面应该用什么材料,如何让整体变得更轻盈,再是意境的营造,在建筑四周设计水面,通过建筑玻璃立面的反射、建筑体块的交织形成像桃花源一样的秘境之地。

 

 

汉森伯盛:建筑师的文化和审美素养是如何培养的?

麦祺:可能是家庭审美教育的一种潜移默化,小时候妈妈都会在家里挂一些山水国画,但我对山水庭院或者中国元素的理解又更抽离一点,它是一种文化、意境倾向,而不是某些中国元素的再造。我比较喜欢那种现代的、超现实的,但又表现出一种很古朴意境的建筑风格。具有东方审美的中国建筑不见得就是一定要做得低调、内敛或者强势,任何一种姿态的介入都是建筑师对地脉的一种态度。

黄凯:文化和审美的培养这个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个人吸收了什么文化养分。我早期喜欢看一些哲学类的书籍,这些内容就培养了我喜欢思辨的性格。如果一个人一直不断接触和阅读艺术审美方面的书籍,并且浸润在一个良好的艺术环境中,他的审美能力是很难不高的。先天的天赋和条件是一部分基础,后天的努力学习也会有明显的提升。多读多看多想——是很多人对于文化审美能力培养的回答和建议,但是难在要学会看什么内容和坚持不断地看。我的经验是看那些历经时间流传下来的大师经典作品,不论是艺术品还是建筑作品。不断的学习观摩大师们的作品,是最有效培养和提升自己文化审美能力的方法。

 

 

未来的中国建筑师是一个接口

汉森伯盛:国际知名的建筑师事务所因为更具有话语权,他们才比国内的建筑师更自由一点?

冼惠聪:因为他们的工作模式是由设计师主导的,从图纸设计到找符合资质的承建商,用材料的选用甚至细部的零件,话语权都在设计师。未来,中国的建筑师将成为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职业,从概念方案开始自始至终以高水准跟进项目全程。大型建筑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参与合作的单位多,需要建筑师把控几何造型,造型结构,垂直交通和行业分工和工业制造之间的关系。建筑师将成为一个能够集思广益调动资源去帮助项目落地的接口,协调团队的协作通过利用高尖端技术解决项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尚东柏悦府就是采用这种模式,它的难度在于它用公建的手法去做一个高端住宅,整个建筑外形进行一个至下而上的扭转,所以我们用了参数化的设计方法,用参数化软件建构建筑模型,定位每层的建筑平面及主要的建筑结构,才实现了最终的曲面建筑体形。有了尚东的经验后,我们在后期的一些项目里,就会使用参数化的手段,结合BIM模拟施工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再去优化我们的方案,缩短整个建筑周期。

 

建筑师同时也是一个观察者

汉森伯盛:你们组对广钢公园这个项目的再思考,将城市更新的话题放到一个更具思辨的语境中去梳理和总结,当时是一个怎样的思考过程?

 

黄宇航:国外在做城市更新项目时,会有一个评审组去评估这些旧建筑到底是拆还是保留。在澳洲留学时经常会去的几个地方,一个是帕丁顿蓄水池公园,一个是位于悉尼的The Grounds of Alexandria餐厅,建筑师尽量通过保留标志性的元素来延续场地记忆,再和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相结合,那种探索很有意思。

 

 

我们做“混响”这个装置的时候,便是基于这一出发点。这一项目是对之前广钢公园设计竞赛项目的一次反思。作为建筑师,我们更想知道用户的真实想法,希望通过这一项目让用户对其重新审视。我们的提升方法就是通过“高技”的手段,例如用神经科学或者物联网来帮助我们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建筑师的角色被置换了,我们更像是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去重新介入,审视人、建筑、城市的关系。城市就像一个大机器,特别有秩序,但从生活在城市的单独个体来看,它又很混乱,因为每个人的意识都不一样。

 

 

黄凯:保留的遗址里红锈高炉是最具标志性的,于是,我们用红锈和镜面做成的双面转子做了一个大的装置空间,锈面代表历史,镜面代表现在和未来,也隐喻了计算机原始代码里的“0”和“1”。人们靠近装置并拨动转子,观察之后再拨动另外一个转子。这一系列的动作其实就是参观者“观察——设计——再观察——再设计”的过程。我们尝试通过交换使用者与设计者的身份,让各方从不同角度看待同一个项目。我们提出“混响”的概念,想通过重复阵列最简单的单元(转子),依靠量变引发质变的效应,来激发人们的视觉混响。进而激起对于人类自身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思考:“个体如何观察并影响环境?”、“环境又是如何观察并影响着我们?”这不仅更加贴近我们建筑师的视觉,也希望引起人们对于城市发展和更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