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早就认识了，最开始可以追溯到在广信工作的时候。那时盛总从华工毕业到广信设计院，而我是在广信设计院总工室，我们相当于是前辈和后辈这样的初识，所以对彼此都比较了解。后来也有一些私人合作，帮他审审图之类的。

再后来，一方面随着汉森逐渐发展壮大，需要不同的人才加入；另一方面，相对于体制内，汉森作为一个朝气蓬勃的民营企业，正是蒸蒸日上的上升发展时期，彼此一拍即合，所以2001年的时候，我就毅然辞职，正式加入了汉森。

Q2：加入汉森之前，您曾在福建省机械工业设计院、广东省广信建筑设计院、广州珠江外资建筑设计院工作过，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这些经历吗？工作环境和氛围怎么样？与汉森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Q3：您是1982年毕业于国立华侨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您在学生时代所接受的是怎样的建筑教育？与现在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不太了解现在的学校教育方式，但我们是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考上的大学，四年全日制。那时候在学校，天没亮，广播一响大家就起来跑步做操，像军训一样。

如果没有学习这个专业的话，基于父母亲兄弟姐妹都在香港的考虑，我可能就会去香港打工。一九八几年那时候的香港，比较好找工作，工作的薪资待遇相对比大陆这边还是优越一些。

但当时如果选择了打工很可能现在就不是在建筑设计这个领域了，所以可能一切的这些偶然都是命运的安排吧。

如果比较早期的时候，兰州仁恒国际那个项目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在02、03年那会儿，这是一个在兰州的二十几万平米的项目。当时兰州的发展其实是比较缓慢落后的，更不要说一些标志性的或者是吸引人的建筑。现在图片上也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到，我们这个项目是这种北欧风情的设计风格，在当时的兰州可以说是非常特别。再加上当时这个项目的招标价格和项目规模，整个项目在兰州属于是电视都在报导的轰动级别。

可想而知这个项目中标对汉森的意义和挑战。那时候我还经常到那边下工地，在施工过程中提供技术指导。从结构这方面去考虑，这个项目是28到30层，100米左右的高层，算是很高的。而且那里是八度区，抗震要求及各方面的计算给我们结构带来比较大的挑战。这也是我们首次在八度区承接的项目设计，因此跟当地的专家反复进行沟通，而且进度也很赶，各方面都是加班加点推进。那最后盖出来的效果相当漂亮，到现在都还是很耐看的，在当地也是一个口碑很好的项目。

汉森相当于用仁恒国际这个项目在兰州打了一个很好的开门红，由此打开了兰州的市场（比如说后面的易大、天水这些项目）。

至于近期一个时间段，我觉得特别一点的，有个建华中心的项目。这也是一个超限项目，造型上有一个半空中挑出来的游泳池，还有一个连廊，这些都给结构上增加比较多的难度。

我觉得结构方面最主要还是安全可靠，经济合理。设计出来的东西施工要方便，在当地能够比较方便地将图纸上的设计进行落地，而不是空中楼阁，否则做再好也没用。图纸的错漏碰也是必须注意的，只是说在审核过程中，大方向上一直是将“安全可靠、经济合理可落地”这些作为考量的原则。

至于说变化，审核大原则是不变的，变的是审核方式。譬如说，以前是晒蓝图，在纸上面写，现在全都是电子版了。我觉得用电子版比纸质版更好，不仅在呈现上图文并茂，还可以截图然后标注意见，然后更清楚地呈现给审计人员，而且还不容易丢失，这是一个进步。

这种变化对我们来说没有存在太多适应不良的情况，因为我们其实对Auto CAD对电脑这些都比较熟。说起这个Auto CAD，还是盛总在广信外派到香港学习两年回来后，将Auto CAD这些引进广信，向我们普及应用。可以说，当时的我们算是Auto CAD在广州业界内比较早的一批使用者。不过那时候使用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操作效率很慢，有一些学结构很厉害的人就会用LISP自己编一些小程序。

梦想的话，其实我没有很大的梦想，就觉得做到六十几，身体健健康康的就很满足了，我做人还是比较知足常乐的，自然也就说不上什么遗憾。

但要说记忆深刻的人或事，那不得不提我们盛总。我们汉森曾经有过一段相当跌宕困难的时期，那时候公司其实非常艰难，但盛总的坚持，永不放弃的那种执着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题材的话，我一般是以拍风景和城市建筑为主。走过路过，看到好看的，或者一个建筑很吸引眼球，我就咔嚓一下拍下来。

以前用的相机，拍照需要用胶卷，不像现在的数码相机，拍得不好就删掉，就36张底片，还需要考虑柯达还是富士这些因素，因此那时候是很吝啬很节制地拍。起码要在一个好天气，看到很吸引人的画面才去拍，所以多数照片都是去旅行的时候拍的。我自己还达不到经常去拍商店、城市到处逛这种发烧友的程度。

不过之后时间相对更宽裕了，而且现在用手机拍也很方便，应该会拍多一点。

若是基于后疫情时代的大环境考虑，包括个人品行、合作精神、坚持的毅力、持续学习的能力等在内的综合素质，也是年轻人所应该具备的。

一路上我们见证过不同的风景，